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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合议庭主体意识的培育
——从合议庭组成人员的角色分析切入
作者:张基奎  发布时间:2019-01-10 10:01:02 打印 字号: | |

摘要从民事审判的功能和价值目标等角度而言,合议庭是必要且应当发挥集中智慧、互相启发的作用,促进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但实践中存在合议庭流于形式、临时性和应急性、功利化等不足,致合而不议,承办法官唱“独角戏”依然存在。必须从培育合议庭组成人员的主体意识角度,对合议庭进行改造,还原合议庭的功能,真正落实合议庭的“集智”功能,达到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目的。

关键词司法体制  合议庭  主体意识  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但是,合议庭的弱化、虚化一直以来是司法实务中的痼疾,饱受理论学界的批评。[1]本文着重从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合议庭组成人员的角度,分析合议庭功能弱化、虚化的原因,并提出培育合议庭“主体意识”[2]的路径。

一、角色要求——合议庭的必要性

合议庭的最主要功能是“集智”,集中智慧、互相启发。[3]为什么需要“集智”?笔者认为主要基于如下理由:其一是民事纠纷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包括案情本身复杂、矛盾累积对立严重、当事人性格偏激、关联矛盾多、法律规定存在漏洞、社会公众认知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司法审判中处理的每一起案件,不仅牵涉对当事人利益的直接处分,其裁判说理和结论还体现了公权机关的公平正义观,支持怎样的价值观,反对怎样的价值观。面对复杂的民事案件,如果单靠法官个体进行审理,会力有不逮,或者考虑不周时造成负面影响。由此,多名法官参与案件审理成为必要,通过合议庭的形式,协力合作,达到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目的。其二是法官个人能力的有限性。一般来说,理想化的法官应该既是“法律专家”,又是“社会实践家”。但是,从法官队伍现状看以及法官培训机制看,“全能”、“复合”的要求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苛求,尤其是在社会分工日益复杂、专业性知识迅速增长的时代背景下,理想化法官是稀缺的。多数的合格法官甚至优秀法官是“术业专攻”型的,即在法律专业知识、社会阅历、性格特征、人际关系等某一方面相对比较突出,有助于法官职责的实现。[4]“实行合议庭审判,依据多数法官的意见裁判,尽管不能完全排除理解和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或限制这种不确定性,抑制主观偏见,使裁判尽可能地体现出法律的精神。”[5]

因此,通过集合不同特长的精英法官,合议庭成为能文能武的复合型审判主体,不论在庭审查明事实的过程中,还是在庭后评议时,合议庭成员能够从不同角度发现或提出问题,对证据的审查会更全面,对案情事实的还原会有更强的内心确信,对法律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对法律逻辑推演会更加严密,得出的裁判结论在合法、合理、合情方面会更加统一,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

二、角色错位——合议庭的现实状态

当前民事审判合议庭运行状态不如人意,主要体现为:

(一)合议庭功能流于形式

前面提及的“集智”功能,在合议庭运行中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其一是“名合实独”。在庭审中,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唱独角戏,其他成员,甚至包括审判长(如果不是承办人的话)虽然坐在审判台上但很少深入参与查明事实的过程,“一言不发”是合议庭其他成员的常态。即使偶尔发言提问,由于没有细致的庭前准备或仔细聆听,也都是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在评议时,依然没有改变承办人的独角戏状况,承办人介绍案情、发表意见,其他成员一般是简单地附和同意。其二是“议而不决”。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合议庭的审判主体,但在审判实务中,许多基层法院没有赋予合议庭完整的审判权,尤其是审判长的角色模糊,职责不清,裁判文书的签发权在庭长、院长手里,审判长没有案件的决定权。这实际是把审判权与行政职务挂钩,形成审判的行政化。其三是“有职无责”。根据笔者对基层法院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观察,合议庭多沦落为纯粹的程序性机制。除了没有发挥应有的职权外,现行的以承办法官为对象的考核机制进一步把淡化了合议庭的角色功能,评价案件质量时,大家谈到的是某个承办法官的案件而不是某个合议庭的案件。

(二)合议庭组成的临时性和应急性

“临时搭班子”是基层法院合议庭的常有现象。在较大的案件压力下,法官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具体承办的案件上,参加别的法官承办案件的合议庭需要见缝插针,在与自己案件有冲突时,会出现“迟到”、“早退”、“客串”的现象,实在分身无术时,还会告知承办人找别人临时替换。据笔者统计,合议庭组成人员临时换人的案件占合议庭案件的30%左右。有的法官为防止这种情况,干脆不向当事人提前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只是在开庭前补充手续,征求当事人对合议庭组成人员的意见。

(三)合议庭作用的功利化

目前,基层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一般都是首先直接适用简易程序,由法官独任审理,而合议庭审理的多是“简转普”案件。基于案多人少、涉诉信访等司法环境要素,“简转普”成为承办法官缓解压力、减轻责任的不错选择。其一是“保质量”。当案件复杂,独任法官感到力不从心时,通过申请组成合议庭审理寻求帮助,达到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目的。这是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精神的“简转普”。其二是“减压力”。更多的“简转普”案件,则主要基于简易程序中的案件数量多,在法定的审限内无法及时审结,而通过转为普通程序来增加审限,缓解案件压力。此时的合议庭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审判主体。当然,在简易审限内无法审结也可能有案情复杂的因素。其三是“分责任”。尽管对合议庭的虚化现象多有批评,但合议庭为承办法官减轻“错案”压力在形式上形成缓冲地带。在合议庭存在评议意见分歧时,通过庭务会、审委会等渠道,还可进一步为承办法官的办案责任松绑。从这一角度,承办法官有时会庆幸:承办人、合议庭的审判不独立,意味着不需要独立承担责任。

三、角色配置——合议庭的改造

(一)合议庭改造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两节的分析,通过合议庭的内部改造,不失为还原合议庭应有功能的途径之一。只有切实唤醒合议庭的“主体意识”,才能塑造合议庭的独立人格,为行使独立的审判权做好准备。

(二)不同要素的配置要求

1.知识搭配:专业知识为基础,社会知识为辅助

即某一合议庭的组成,一般首先考虑法律专业知识构成的搭配。比如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应由对劳动法律法规熟悉、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来组成合议庭。临时搭台的合议庭,往往只考虑凑个人数,而不考虑加入合议庭的人员对案件所涉法律法规是否擅长。这也是导致“合而不议”的原因之一。其次是社会知识构成的搭配。民事纠纷的成功化解往往需要“权威”的介入,法律知识权威是一个方面,但是,民事纠纷多是生活纠纷而非专业纠纷,当事人的生活阅历、知识传统对民事纠纷有较大影响,换言之,对当事人而言,法律知识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权威来源,民事裁判的效果不取决于其逻辑推理是否完善,而在于对人情世故、风俗习惯、主流价值是否有深刻的洞察或积极回应。比如婚姻家庭案件,很难想象一名刚大学毕业的年轻法官能够从法律角度说服当事人(尽管他的法律知识可能很扎实),因为这里案件的处理需要更多的还是传统知识、地方性知识。

2.性格搭配:发挥内、外向性格的各自优势

性格是一个人在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一般来说,内向性格的人善于思考,思维比较缜密。在合议庭中,内向性格的人尽管比较安静,但其对案情的观察分析、对相关法律的思考往往比较深入全面,其观点会有启发性。相对而言,外向性格的人善于沟通交流,对不同的当事人能够因人而异,促进双方纠纷的化解。在庭审中,外向性格的人对庭审现场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能够合理安排庭审节奏,不被当事人在细枝末节上的纠缠所困扰,对突发情况也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合议庭成员由不同性格的人组成,有利于角色的分工。在庭审中,可由外向性格的人具体组织庭审,内向性格的人发挥提醒、辅助作用。而在庭前准备、庭后评议时,则重视发挥内向性格的人的缜密细致优势,庭前做好扎实准备,突出庭审重点,减少庭审中的无用功,评议案件时多听取他们的意见。

3.年龄搭配:传承和发扬实践经验

民事审判具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性。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提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笔者的理解是,法律的适用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不是依靠单纯的法律逻辑推导出的裁判结论(尽管逻辑推导是必需的),而是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促进法律的灵活实施,实现当事人看得见并看得懂的正义。经验从哪里来?需要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摸索总结。而且,相当多的经验知识需要学习者在审判现场才能感知,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由老中青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案件审理过程就是审判经验的传递过程,这是就合议庭内部而言。而从外部看,合议庭作为整体,会处于较高的经验水平,增强了对复杂案情的应对能力,不会无所适从;当进行案件裁判时,“经验性直觉”会引导合议庭形成比较合理的裁判思路,进而在法律逻辑上予以验证。

四、角色分工——合议庭的关系整理

这里阐述的角色包括如下方面:其一是合议庭内部的成员角色,即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其二是合议庭内部的任务角色,即承办人和非承办人;其三是合议庭外部的管理角色,包括庭长、院长、审委会委员;其四是合议庭外部的参谋角色,主要指非合议庭成员的其他法官。

(一)合议庭内部的成员角色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合议庭的审判长由院长或庭长指定审判长一人担任;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的,由院长或者庭长担任。”这一规定,至少表达了如下含义:其一,审判长作为一种“审判职务”是临时的,由此引申出合议庭的临时性,主要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而组成合议庭。这种以案件为中心的合议庭组成模式,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组成人员缺少必要的向心力和默契;虽然以审理案件为目的组成合议庭,但合议庭成员往往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案件的思考中;典型表现为合议庭评议以及其他形式的对案件的研究讨论,仍主要是以承办人为主,介绍案情,提示分歧,提出初步意见等。基于平等的同事关系,审判长(如果不是承办人的话)缺少履行职务的压力和动力;即使院长、庭长担任审判长,也会因为行政事务多,一般无暇过问具体案情(除非案件已经或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或者有来自其他部门的压力)。其二,审判长来源于行政权力或者与行政职务密不可分,导致审判长的审判职责与其他行政职责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甚至前者不断被侵蚀或架空。当审判长处于无职无权的境地时,很难想象他愿意在合议庭中发挥作用;而具有院长、庭长身份的审判长对案件的审核把关,更多是以履行行政职权的形式出现。其三,当审判长被赋予更多的行政权属性或色彩时,合议庭其他成员很难与之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这时,如果担任审判长的法官比较强势的话,很可能把合议庭变成一言堂;如果审判长缺少必要的组织综合能力的话,合议庭的讨论可能会无果而终,无法形成比较明确的意见,案件的处理最终还需要通过其他形式来解决。

所以,合议庭的功能是否得到有效发挥,审判长是关键因素之一。首先,审判长的产生尽可能减少行政色彩,可以通过审判委员会或类似组织来讨论产生。在任命审判长时,注意专业知识、协调能力、实践经验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担任审判长的法官在日常工作中应有一定的专业权威。这同时还需注意,审判长的任命应当相对固定,不宜“因案设审”。实务中审判长的频繁变化和临时性,都会“剥蚀”审判长的作用。其次,必须确保审判长“实至名归”,在合议庭内部发挥主导作用,在外部能够代表合议庭发表意见。内部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主持庭审和评议。庭审是查明案件事实的主要环节,作为主持人,审判长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件审理中,明确审理方向和重点,为案件评议奠定基础,避免评议时无的放矢。评议时,作为主持人的审判长应注意照顾其他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能提前下结论,造成“一边倒”的局面。外部的代表作用主要表现为汇报合议庭意见和签发法律文书。当合议庭评议意见不一致时且分歧严重时,案件需要通过审委会等环节进一步把关,此时,审判长有责任代表合议庭向审委会全面汇报案件的审理情况、主要分歧以及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接受审委会对案件的咨询。如果确立审判长由审委会讨论产生的机制,审判长履行以上职责是应有之义,能够使审委会直观感受自己所任命的审判长是否称职。签发法律文书,则是审判长责权统一的典型体现。笔者认为,一般应该按照“谁把关、谁签发、谁负责”的原则来确定法律文书的签发权。对于一般没有明显分歧,且由合议庭讨论决定的案件,由审判长签发法律文书为宜;而经过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由院长或庭长签发为宜。

(二)合议庭内部的任务角色

合议庭是一个集合概念,为提高审判效率,以合议庭名义审理的案件,必须确立具体承办人,否则就会出现无人办理的局面。基层法院在随机分案时一般都是将案件直接分到某个法官的名下,该法官就自然成为具体承办人。当案件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时,原具体承办人一般也会参加合议庭,具有了合议庭成员和承办人的双重身份。实务中出现“名合实独”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两种身份的混淆,承办人职责过分扩大。

所以,在处理承办人和非承办人关系时,关键是明确承办人在合议庭中的角色定位。首先,职权范围发生变化。在简易程序中,案件承办人对案件进行全面控制管理,掌握案件审理进度,负责查明案件事实,确认法律适用并得出结论。可以说,每一件案件都是承办人自己的“家庭作业”,必须独立完成。而转为普通程序后,至少在庭审和评议两个重要环节由合议庭进行控制管理,此时,承办人只是作为合议庭成员身份参与案件审理,与其他成员是平等的。如果说,承办人在普通程序中还有特殊作用的话,应主要体现在向合议庭介绍简易程序中审理情况以及遇到的难点问题(不包括倾向性意见),协助审判长做好案件庭审和评议的事务性准备和程序性控制。[6]其次,责任主体发生变化。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必须明确合议庭是案件的责任主体。实务中,当谈到某个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时,一般还习惯于称之为某个法官(具体承办人)的案件,没有形成案件责任主体的转换。导致的后果是,案件审理中仍是具体承办人独立完成,案件考核时纳入对具体承办人个人的考核。合议庭的责任虚化,无形中使合议庭其他成员缺少深入了解案情、认真评议案件的动力,应付了事。

(三)合议庭的外部管理角色

合议庭行使审判职权是在法院内部的司法微环境中进行的。在当前的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下(比如,审判长由院长、庭长指定,合议庭成员的人事关系由院长、庭长管理,院长、庭长对合议庭评议意见有复议权,对法律文书有签发权,以及审委会对案件有讨论决定权等),合议庭审理案件受到“上级”影响毋庸置疑。[7]这种影响在实务中有时是根本性的,直接挫伤了合议庭的积极性,或导致合议庭的“身份迷惘”。

本文着重讨论合议庭的内部改造,但是,笔者认为,外部机制改革是还原合议庭功能的根本性前提,简而言之,就是要处理好合议庭与“上级”的关系,保障合议庭的独立性。首先,院长、庭长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般情况下,院长、庭长不要过问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实体情况,由合议庭独立做出判断;院长、庭长对合议庭的监督管理主要着眼于案件审限等程序事项。当案件实体审理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时,院长、庭长应通过参加合议庭予以适当关注(即使是院长、庭长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也不能以一己之言替代合议庭的意见),或者依职权提请审委会讨论决定。其次,明确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界限。“不审而决”是目前对审委会讨论案件机制的尖锐批评。在当前司法环境下,由审委会对重大案件进行讨论仍有现实必要。一般认为,审委会对案件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法律适用问题,而不是案件事实的确认。其隐含的意义是,提交讨论的案件应该在事实认定上没有争议的。这种限制,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不审而决”的批评。但是,许多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往往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争议,如果把认定事实的责任完全由合议庭承担,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可能会被合议庭提供的“主观性事实”所误导,达不到定案把关的目的。笔者认为,当对事实认定有重大分歧时,审委会对当事人证据进行“书面审”也十分必要,能够确保法律适用有的放矢,符合审判规律。但这必须有严格限制,否则合议庭极易沦为“传声筒”角色。不论如何,审委会对合议庭的明确意见不能轻易否决,如果否决应提出充分理由。

(四)合议庭的外部参谋角色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非合议庭成员的其他法官不宜对合议庭案件发表意见。但是,在实务中由于涉诉信访压力大、法官业务培训少等多种原因,许多法官缺少必要的司法自信和担当,在判决案件时谨小慎微、犹豫不决。在审委会等把关机制比较繁琐的情况下,希望多征求其他同事的意见,以便对自己的判决有所启发。在合议庭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其他法官的意见可能会通过私下交流讨论的形式介入进来。有的法院以庭务会的形式来讨论研究案件,则为其他法官的介入提供了体制性载体。

这里不对“参谋角色”是否合法做出评价,但它的确在发挥作用。作为合议庭,应当做到的是不迷失自我,必须有独立的声音,同时对参考性意见有清醒的认识,不忽视,但也不为其所左右。

五、结语

在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向基层法院聚集的情况下,司法产品被“快餐化”,疲于应付,进行生产线式作业。低姿态的司法方式似乎并没有换来司法应有的尊严,司法公信力反而不断受到质疑。一定程度上讲,合议庭被虚化和弱化,是司法对相关政治诉求和社会诉求妥协的结果,目前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合议庭在基层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应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对当前案多人少、涉诉信访等司法难题的被动应对,而是真正落实合议庭的“集智”功能,达到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目的。合议庭的设立必须是专业性的、常态化的,由此才能培育合议庭的主体意识;其人员组成要避免同质化,各有所长,才能发挥最优的效能;责权相统一,是合议庭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必须依法赋予合议庭独立的审判权。

 

 

作者:张基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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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徐州市徐海路11号,



[1] 林劲松:“我国合议庭评议制度反思”,载《法学》2005年第10期。

[2] 在哲学上,主体意识一般指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主体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观念表现。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意在从审判主体的角度,改变合议庭在实务中的昏睡或迷惘状态,认识自己的法律功能并自觉发挥之。

[3] 传统认为,合议庭可以集思广益,弥补个人在审判知识方面不足,克服主观片面性。但也有人认为,合议是一个比较优劣的过程,一般不太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参见赵向鸿:“合议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河北法院网http://www.hb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256&show_all_img=12018213日访问。

[4] 有人认为,组成合议庭还有相互监督的作用。笔者认为,这是合议庭运作中产生的客观作用,但不是组成合议庭的初始目的。

[5] 张永泉:“合议庭功能及其在审判实务中的运作”,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12期。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对承办法官的职责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7] 苏力:“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来源:《徐州审判》2018年第03期
责任编辑:唐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