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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与纠偏:司法改革背景下法律适用统一问题的
理性思辨与路径选择
作者:袁长伟 赵参参  发布时间:2019-01-10 09:57:14 打印 字号: | |

内容摘要: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关于“同案不同判”问题的关注和争议由来已久。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落地,院、庭长放权于员额法官,法官自主判断权和自由裁量权加大,由于裁判主体对裁判标准把握不一,“同案不同判”更易产生。[1]加之,信息时代各种媒体对“同案不同判”的博眼球式的渲染,各种评论铺天盖地。对同案不同判,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同案同判是理想状态下司法和民意的共同追求和选择,同案异判一是会导致民众对法院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终极裁决机构出现质疑,二是引发民众对法律适用乃至法律渊源本身的正当性产生焦虑,因此应当消除“同案不同判”;另一种观点认为“同案不同判”是一种正常现象,司法裁判并非机械化的产物,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客观上没有相同的事物(同案),主观上没有真正相同的判断(同判)。[2]笔者认为,事物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统一性,应准确理解和把握“同案”与“同判”的内涵,通过法律适用统一机制建设,把司法尺度和标准限定到合理范畴内,实现实质化的同案同判,是回应这一问题的理想路径。

关键词:法律适用统一  合理内核  表现形态  完善路径

一、透视与剖析:法律适用统一的内核

(一)同案同判的规范界定

对“同案”的理解准确应该是“类似案件”或“同类案件”。王利明教授认为“类似案件”应该体现在四个方面:案件事实类似,案件的法律关系类似,案件的争点焦点类似,案件所争议的法律问题具有类似性,如果两起案件在这四个方面相似就属于类似案件。张志铭教授认为两起案件是否为同案,需要案件性质上的定性分析和案件情节上的定量分析,立足于案件事实与法律条文的联系以案件事实的法律特性为线索,来确定两个案件整体上是不是涉及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是不是属于同种法律性质的案件。四川省高院推出一种类案识别技术并应用于实践,即以裁判要点为判断标准,待决案件实事与先决案件中的必要事实有相似性,所解决的法律问题与先决案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有相似性,那么便为相似案件。

综合理论与实务观点,笔者认为来判断书否为类似案件时应着重把握两点,一是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变动的主要事实是否类似;二是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否类似,需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判断,综合案件的性质和案件的情节进行分析,立足于案件事实与具体法律条文的联系,以案件事实的法律特性为线索,来确定两个案件是否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是否属于同样性质的案件。

“同判”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相同的判决,实际上同判应理解为相似的判决,包括类似的法律认定及相应的肯定或否定的法律后果。[3]如果两个诉讼标的或者法律构成要件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裁判结果主要方面不一致,即属于“同案不同判”的范畴。

(二)同案不同判的现实必然性

1.裁判主体的因素

全国各地法院的法官在判案时适用同样的立法还并不足以确保法制统一,因为同样的法律条文以及法律概念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个别地方根据某一时段的重点任务,打击力度也有所偏重,即便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的基本精神来判决案件,由于法官个人法律理解能力不一,业务素养不同,裁判习惯差异,这些差异都会直观的反映到判决结果上。

2.法律和事实因素

一方面,法律不可能尽善尽美,其意义晦涩者有之,有待法官阐释;条文漏洞者有之,有待法官补充;情形变更者有之,有待法官为渐进的解释。[4]且立法更新的有限性,法律规定从制定那一刻起就可能落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不能涵盖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固定法律规范与动态社会情况之间的“缝隙”中,并且如果固守静态的法律规范,反而会损害个案正义。另一方面,每个案件的当事人,发生的时间、地点、区域,犯罪的动机、结果及对社会的影响都是不同的,法官综合判断后得出的裁判结果必然不同。

3.平等的相对性因素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指实质化的对等,而非形式意义上的、绝对的平等。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时空范畴内允许存在合理的差异,例如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死亡赔偿金的不同的问题历来为人们所诟病,被批评为典型的“同案不同命”。然而,这确是时间和地域不同带来的必然结果,反向推之,如果死亡赔偿金数额绝对一致、没有区分和差别,虽然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却伤害了实质上的公平,如果不予以控制还会诱发各式各样的道德危机。

二、理想与现实:同案不同判的现状考察

根据传统的三段论的整体结构,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在案件事实相同的情形下,根据相同的法律规范,理论上就应当得到唯一正解。[5]然而,虽然两者是形成裁判结果的基本依据,但这不是要求得出的裁判结果务必一模一样,而是在法官自由裁量、综合判断后的出的相对合理的裁判结论。本文主要研究超出合理限度和范畴的同案不同判,经过深入调研,发现实务中常见的同案不同判的类型主要有三种。

(一)基本事实相同,而确定的法律关系不同

实践中需要通过确定不同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权利义务内容及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的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适用法律。一要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如究竟是合同关系、侵权关系、无因管理关系还是不当得利关系;二要考察法律关系的主体,即谁向谁主张权利,是否与法律关系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资格,民事法律关系的每一方主体有单一的,也可以是多数的;三要确定法律关系的内容,权利义务决定着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类型,明确权利义务的性质、效力、行使对于分析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如债权为对人权,具有相对性,只能在当事人间发生拘束力,原则上只能对相对人主张。物权为对世权,任何第三人侵害皆产生排除妨害及侵权责任。四要明确法律关系的客体,如果没有客体,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就无法确定,更不能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权利义务关系。例如物权的客体是物,债权的客体债务人的给付行为。最后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先确定小前提,即对事实的认定,对事实有了基本的了解后,才能有目的地寻找法律规范。在确定了小前提后,按照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方式推理,将小前提套入大前提,最后得出结论,即判决结果。以上要素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影响很大,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对三段论的推理过程的高度概括,结论的正确,即需要小前提、大前提都正确,还需要解决二者如何连结的问题。比如,甲假冒乙的名义与丙订立买卖合同,丙支付1万元预付款,甲携款潜逃。法官援引表见代理规则判决乙应当承担责任,法官即使认定事实正确,表见代理制度也可以适用,但如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要件,则其判决也不正确。

(二)证据客观固定,而举证责任分配不同

很多案件事实认定不明,主要原因是在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般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等原则进行,但是实践中往往会面临举证责任转移等问题。如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第三方确实已经在债务人出具的借条上签字,且其名字前面载有债务人书写的担保人签字字样,债权人拿出该借条主张第三方承担担保责任时便产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已经初步举证,举证责任应当转移给第三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借条上的担保人签字并非第三方所写,即债权人所举的证据本身存在瑕疵,不能导致举证责任的转移。又如,一起买卖合同案件,争议焦点为葛某在原告主张的买卖业务发生时是否为天福润家的业务主管,其签字是否为职务行为,庭审中被告葛某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涉案业务发生时是天福润家的业务主管,一审法官基于对证据的严格认定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二审法官据以案外人张某案件的生效判决直接认定葛某系天福润家的业务主管,其签字系职务行为,但在本案审理期间张某案并未生效,另外张某案中葛某任职的时间与本案买卖发生的时间也不一致,两份裁判意见值得进一步商榷。如上所述,不同法官在办理类似案件时对举证责任问题认识不一,或者证据责任分配理论本身就存在争议时,必然会出现同案不同判。

(三)同一案件事实,裁判结果不同

同一案件事实,因法官根据自身经历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出现了不一致,继而出现适用法律时的不同标准。如曾引起广泛热议的二维码偷换案,偷换二维码获得财物的基本法律事实固定,但由于法官理解不同、认识不一,对二维码案的观点存在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主要理由是:其一,顾客基于信赖原则支付了货款,双方权利义务结清,无论发生任何事均与顾客无关,商户才是被害人。其二,被告人事先用自己的二维码替换商户的收款二维码,商户对此并无认知,此举与在商户的钱柜下面挖个洞让所收款项掉到洞下行为人自己的袋子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商户对款项失去也毫无感知。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普通的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罪。顾客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本应该给商户的款项并最终失去该款项,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双向诈骗,构成诈骗罪。理由是款项未进入商户账户,商户从未对款项拥有占有权,顾客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款项,商户又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货物,构成双向诈骗。第四种意见张明楷教授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三角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罪。一方面,虽然顾客被行为人的二维码所欺骗,并实施了支付行为,但没有损失,不是被害人,商户没有收到款项才是被害人。另一方面,顾客被冒用的二维码所欺骗,陷入错误认识,处分了本应支付给商户的财物,处于可以处分商户财产的地位,而商户是被害人,故属于三角诈骗。以上意见都占据一定的理由,实务中也出现了盗窃罪和诈骗罪定性的区别选择。

三、权威与尴尬:法律适用不统一的现实危害

(一)自由裁量权滥用,损害司法公信力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司法的权威性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正如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所指出的“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实践中,员额法官对法律规定理解不一致,自由裁量权适用标准和尺度的差异,使得案件事实相同而不同的法官、不同的审判部门或不同的法院出现判决结果差异很大。一方面,个案裁判尺度不统一,裁判结果不一致,必然会影响到民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评价,因为大量的诉讼当事人及一般民众往往是从自身接触到的裁判中对司法作出评判的。[6]另一方面,类案异判无疑增加了司法的不确定性,同案不同判、同庭不同判、同院不同判、上下级不同判,在影响司法效率,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同时,使得当事人对该裁判结果有一种天然的抵触,面对颇费时日拿到的“一纸文书”,当事人及其家属往往疑惑不解,倾向于怀疑手中所持判决为审判法官数日来“暗箱操作”之结果,进而不满情绪逐步滋生,导致部分当事人特别是败诉方转而走向持续的申诉,反过来会进一步损伤司法权威。

(二)法官办案迷茫,方向不明确

建立类案统一机制是司法责任下保护保护法官的一项措施。实践中,同院不同法官,不同法院法院就类似案件问题,存在观点不一的情况。以(2016)苏0324民初7361号案件为例,被告傅某某(合同乙方)与江苏大方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甲方)商品房销售一案为例,双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对外招待就餐定点在锦绣酒店,就餐费用冲抵甲方开发的龙城国家花园198199两车位,就餐费冲抵车位,多退少补”。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一审法官认为“涉案车位所占用土地,并未依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依法领取权属登记证书,亦未办理销售登记备案手续,涉案车位买卖合同违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二审法官持孑然不同的观点“涉案合同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关于车位能否交付问题,该二审法官认为“因就餐费用不足以冲抵车位费,上诉人应补足,且在纠纷期间,涉案车位已出让给案外人导致合同履行不能,上诉人若认为权益受损,可向被上诉人另行主张权利。”在另一件(2016)苏0324民初7361号类似案件中,同样是车位问题,法官认为“合同有效,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个案件引出三种不同裁判观点,第一个层次,作为裁判主体的法官按照自己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对类似案件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裁判结果,引起当事人的平面化比较,引发第一轮质疑,甚至信访;第二个层次,经过媒体、网络发酵后,引发民众之于个案公正的质疑。第三个层次,当类似案件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案件指导机制,或者不得要旨,法官办案便会变得无所适从。

(三)不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博登海默说:“公正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晦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深感迷惑。”[7]案件办理是否公正是通过直接接触案件的人来主观感知的,正如本杰明.卡多佐所说的“如果有一组案件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根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会期待对此案的判决相同。如果不同,我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那将是对我实质性权利和道德权利的侵犯”。[8]反之,实现类案统一,被裁判者虽然对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感到失望和不安,但如果其认为依照这种公正程序所做出的裁判是正当性的、令人是信服的,那么其在心理上就容易接受审判者提出的解决方案,并自愿服从于裁判的约束,对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上的裁判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尊重,在当前全国法院面临的“执行难”的困境中,进而提升案件执结率,使胜诉权益人主张的权利得以实现或达到平衡。

(四)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且不受限制容易成为滋生腐败。加上当前面临的执法环境是复杂的,影响法官的先进性、弱化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多样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现象还未根本消除。很多法官甘当诉讼掮客,甚至被当事人、律师“围猎”的现象令人痛心疾首。根据通报,从2013年到2017年,某省共有418名违法违纪干警被查处,仅2017年全省纪检监察共收到各类信访7876件次,487名干警被勤勉谈话、通报批评、约谈函询。随着纪检监察委的成立,反腐的力度和强度必然继续加大,法官要洁身自好、防微杜渐,绝不能踩法律和道德的红线。

四、理论与实践:同案不同判的解决路径

(一)切实强化思想政治理念。

必须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切实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学习与理解,坚定政治信念与法治信仰,牢记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司法宗旨,多管齐下增强法官群体的政治鉴别力。一是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学习。以解放思想大讨论为契机,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抓手,引导干警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组织入额法官宣誓、国家宪法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等典礼仪式和多种机制,不断激活思想教育工作载体,切实增强法官政治站位,准确理解与把握法律内涵,确保司法裁判方向正确。二是将支部建在庭上、党小组建在审判团队上。 把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作为加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引领力和影响力,科学配设基层党支部、党小组,以党建创新引领法院工作全面发展。如睢宁法院设立了16个党支部、29个党小组,实现了支部建在庭上、党小组建在审判团队上吗,为巩固和加强党对法院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为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觉建功岗上搭建了平台,实现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审判。

(二)牢固确立科学的司法理念。

司法理念是将法律规则应用于具体个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司法裁判的隐形规则,它通过法官的裁判思维影响着具体个案的结果。实现同案同判需要树立科学规范的司法裁判理念。一是树立对法律朴素的正义观理念。在具体个案处理中,对面临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冲突,严格适用法律,遵循立法本意,积极维护法律规则传递的价值观,应当积极维护法律的权威,不以个人价值观取代法律的价值观;对新类型案件,需要结合最新法律、司法解释,并通过审判委员会、法官专业会议等共同研究探讨,以免裁判出现大的偏差;同时,要尊重司法裁判的稳定性。二审和再审不能与原审裁判割裂开来,径行作出自己的判断,否则会给司法裁判带来逻辑混乱。二是牢固依法裁判与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并重审判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民本理念,引导法官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注重调解、注重利益衡量、注重裁判说理、注重判决的可执行性,注重案件所涉矛盾纠纷的根本性解决,不可一判了之,不能为了解决一件纠纷再引发新的或者更多的纠纷。引导法官注重案件矛盾的实质化解,在裁判过程中审慎使用裁定驳回起诉,审慎使用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审慎使用在判决的过程中另行交代诉权,再行主张权利,努力实现案件“一审终了”。三是牢固树立两个不可卷入理念。我国目前处于改革的深水区,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诉求聚集,具有盘根错节的复杂性,若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不能孑然中立,缺乏对复杂矛盾的重视,或忽略对不当利益的自律,容易卷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之争。第一,不可卷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之争。通过院长荐书、员额法官座谈、礼仪文化讲座等方式,帮助法官提高情商和情绪控制能力,要求员额法官、司法辅助人员时刻保持中立地位、和平心态,防止当事人将双方之间的矛盾转嫁到法官身上,防止法官因不注意小节而卷入当事人矛盾之中。第二,不可卷入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之争。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切实构筑廉洁防火墙,严防法官因收受当事人好处而卷入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之争,从而在法官和当事人之间滋生新的矛盾。

(三)加强法律适用统一机制建设。

关于如何统一法律适用,最大化的保障司法公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是,司法公正是裁判条件的公正、裁判标准公正、裁判程序公正、裁判结果公正。[9]另一种观点认为,司法公正包括法律上的平等、诉讼程序上的规范、判决结果上的公平。[10]无论是哪种观点,都强调通过裁判尺度和标准的统一,进而实现裁判结果的公正。

1.建立“指导案件+典型案例”双重机制。运用好案例指导制度,进一步挖掘案例,从案例中提炼出相应的司法规则、裁判思路和方法。沈德咏大法官主张采用指导意见+典型案例的方式,全面加强对类案的指导,继而建议由一般到具体的参照标准,确保同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基本统一、裁判尺度基本相同、处理结果基本一致。江苏省法院和徐州市法院定期以发布疑难复杂典型案例的方式为基层法院办案提供参考。除此之外,各级法院应发挥好审委会、专业法官会议、庭务会在类案统一方面的主导作用。一是发挥审委会作用,把个案变为指导性案件。通过具体典型个案的研究分析,紧密结合法律条文的本义,做好类案统一机制的构建,密切关注同类案件处理,把争议较大的典型案件转变成会议纪要、指导性案例,统一司法裁判的思路、观点和标准。二是发挥庭务会作用,及时总结梳理易错案件。院庭长要切实履行好对裁判标准的督促统一职能。加强对系列案件批量处理中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对发改案件的深度分析,通过对易错点、争议点的总结梳理,形成相对一致的裁判尺度。

2.类案由同一法官办理。按照司改要求,结合法院实际设置“1+1+1”审判团队基本模式,如睢宁法院打破常规速裁庭设在民一庭或立案庭的做法,去年9月在全院成立30个审判(执行)团队、12个速裁团队及若干专业化审判团队,同类案件交由同一审判团队办理,实现类案专审。[11]如公诉简案专人专审,纳入刑事审判“快车道”。加强侦查、起诉、审判三环节的衔接配合,将同类型的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等简单案件及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其他案件集中移送,指定由“1名员额法官+1名书记员”的速裁组办理,进行集中立案、送达、排期、开庭和宣判。20179月至20184月,睢宁法院该刑事速裁组结案234件,当庭宣判刑案182件,平均案件审理周期为12.8天,息诉服判率达100%,未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四)完善法官会议制度。

发挥专业法官会议职责,为疑难案件处理提供咨询建议。专业法官会议由长期在一线办案的审判长组成,专业性极强,对类案处理中的常见问题有深刻见解,在统一法律适用上也更具有优势,专业法官会议在类案统一机制方面要发挥更大作用,比如,专业法官会议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组织业务骨干分析发改案件,掌握本地区审判执行热点难点,组织编撰指导性意见,发布典型案例,统一类案的裁判尺度。一是完善法院内部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制度。同一个法院内部要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要多采取措施,如业务例会制度,科学合理确定分管院领导,强化审判委员会的监督指导等。二是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更加准确适用法律。精准分配举证责任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则是直接确定裁判结果。这就要求法官务必从立法本义去理解和适用法律,坚决避免因个人错误理解导致错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法官务必加强学习,认真磨练自己的业务技能,并通过联合召开专业法官会议、互相列席案件讨论、发改案件上会前沟通等方式,有效强化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最大限度统一对同类问题的司法观点、规则和裁判尺度,确保裁判的稳定性。三是切实增强法官查证事实的能力。完善案件事实查证机制,对于邻里纠纷、排除妨害、以及矛盾激烈和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案件,要求承办法官必须到现场调查勘验、征集民意,在此基础上依法裁判案件。四是提升法官准确认定案由的能力。“小案由、大理念”,对于同案不同判的大量案件,很多是因为法律关系识别不明所造成,以法官会议制度为抓手,通过立案、审理两环节的双重识别,法官与助理之间“帮—传—带”等机制,提升法官认定案由的水平,从而从法律关系的源头避免同案不同判。

(五)强化审判监督责任落实。

习总书记曾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强化上级法院、院庭长、责任人的督查职能,具体到人、具体到事,确保改革要求落到实处。

一是强化院、庭长管理职能。科学设置和规范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限,审判权力要相对下放,但管理职能不能消弱,司法公开工作不能懈怠,加强审限管理、超长期案件调度和庭务管理,确保“放权不放任”,以合理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统一法律适用尺度。注重庭审质量,严格落实庭前准备制度,将庭审提纲准备情况纳入庭审评查内容,对于庭审准备不充分或不做庭前准备的承办法官及时约谈。强化合议庭功能,落实合议庭成员讨论和定案职责,组织合议庭制度落实情况互查活动,避免合而不议现象发生。狠抓发改案件评查,召开专题审委会,学习讨论发改案件,对于在评查中发现的类型问题,经过审委会讨论形成指导意见,统一法律适用。

二是深化裁判公开机制。对内,全面加强裁判文书说理。认真落实最高法院《全面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裁判文书写作中要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清理和讲究文理,对法律确认的利益之间的冲突,通过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和以利益衡量为核心的辩证推理,有力增强裁判文书说理的逻辑性、规范性和充足性,让当事人明白司法权的运行逻辑和裁判结论的现实依据。对外,丰富普法宣传方式,以文书上网、庭审直播为原则,以不上网、比直播为例外,全面推进文书上网、庭审直播制度落实。另外,利用好本地媒体平台,利用多种载体发布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交通安全法律知识和典型案例,加强普法力度、拓展普法范围,走进社区、单位、学校开展巡回审判,开办法治讲座。继续发挥好“千名代表听百案”优良平台作用,广泛接受人大代表监督,密切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如涉及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邀请人大代表到庭旁听或见证执行。

 

*袁长伟,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参参,徐州市睢宁县人民法院办公



[1]2016229最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司改办主任胡仕皓指出“司法责任改革后,法官的自主裁量权和判断权进一步增强,有可能产生裁判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见中新网《最高院:司法责任制改革后确有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

[2]孔繁灵:《人民法院报》,2014215002版。

[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志铭教授对“同案同判”的法理分析,载法制日报,20123711版。

[4]杨仁寿:《法学方法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5]张杰:《论德沃金“作为整体的法律”理论》,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6]何家弘:“司法公正论”,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7].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8].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版2005年版第18页。

[9]蒋德海:“论裁判与公正”,载《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5期。

[10]林喆:“司法与公正”,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3期。

[11]睢宁法院实现类案专审后20179月至12月,民事第一审判庭速裁组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730件,审结732件,其中调解410件,撤诉83件,调撤率67.35%,人均月结案45.75件,结案率100.27%;又如执行局快速执行小组,配备审判员一名、法官助理两名、书记员一名,对待查财产能够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形成启动与快执合一的新型运作模式,同时段全组结案190件,实际执结165件,实际执结率达86.8%。

来源:《徐州审判》2018年第03期
责任编辑:唐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