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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审判》2016年第5期:损害额认定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确立与完善
——基于徐州首起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的实证分析
作者:乔英武 李 娟 吴一冉  发布时间:2017-03-17 15:15:21 打印 字号: | |

【摘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性,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在造成损害后当事人难以通过简单的计算得出损害的数额,往往必须借助于鉴定制度。然而,我国环境司法鉴定制度尚不健全、鉴定费用过高,客观上造成了司法裁判中对损害额认定的困难。对此,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确立了损害额认定制度,通过降低法官心证标准和赋予法官裁量评价权来实现对主张者的权利救济,以实现实质公平。我国环境民事诉讼领域尚未明确确立该制度,但相关的民事实体法及司法解释中对该制度已有体现,在司法实践中亦有对该制度的运用。本文以首起宣判的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参考损害额认定制度国内外的立法实践,首次提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确立损害额认定制度,并针对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提出其适用的原则、范围以及所需考量的因素,以破解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损失客观存在但难以准确评估时对损害额无法认定的难题。

 【关键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损害额认定制度  实证分析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损害额认定的制约因素

 (一)环境侵权特性的制约。环境民事侵权行为是由行为人的活动引起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及因此而导致他人人身、财产权益和环境权益损害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不同于传统侵权行为的特性,这些特性使得在一般侵权领域能够较为精确计算和评估的损害结果,在环境民事侵权中却难以准确认定。

 1、损害利益多元化。环境民事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形式既包括环境污染又包括生态破坏,同时又伴随着对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其损害形式、内容是多样的。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各自内部都有着不同的态样;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二者之间常常互为因果,发生转化。除此之外,自然环境的公共利益属性决定了环境民事侵权既有公益性又有私益性,其在损害利益上亦是多元的。

 2、因果关系复杂化。首先,环境民事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侵害具有潜伏性。环境民事侵权行为通常是通过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介质间接作用于受害人,且有些侵害因多种因素经过复杂的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等复合作用、累积,往往会潜伏在环境中持续作用一段时间后才会逐渐形成并显现。其次,环境法律关系所具有的“人——自然——人”的特点使得有些环境民事侵权行为不仅仅是人的行为作用的结果,而是人的行为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必然使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呈现复杂状态。

3、价值判断综合化。除了具有违法性的环境民事侵权行为之外,很多情况下造成环境民事侵权的原因行为本身乃是社会必要的经济活动或正常生产生活的“副产品”。“盖企业之经营、汽车之使用、商品之产销、原子能装置之持有,系现代社会必要经济活动,实无不法性之可言。” 这些“副产品”是创造社会财富、从事公共福利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衍生行为,在产生这些“副产品”的同时也给社会不同程度的带来了利益。环境侵权的这一特性使得我们在认定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时不仅要对侵权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进行衡量,还要结合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等客观因素予以考量。         (二)司法鉴定制度的制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为环境民事侵权案件的一种亦具有环境民事侵权的前述特性,对判断因果关系、确定损害的程度和范围、评估生态环境的恢复等专业性、技术性问题都需要借助科学的方法予以确定。司法鉴定作为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能够为裁判提供更为专业、科学、权威的依据,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但是目前环境资源审判司法实践中,环境损害的鉴定存在诸多问题,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形成了很强的制约。

1、环境损害评估鉴定资源稀缺。2014年1月环境保护部正式下发《环境损害评估鉴定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的通知,推荐12家在环境损害评估鉴定领域具有经验和实力的机构开展环境损害评估鉴定工作。201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第八条规定对查明环境污染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可以委托具备相关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依照此条规定,具有从事环境类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和环保部推荐的第一批12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均可以提供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服务,总共加起来不超过20家。 就目前而言,上述鉴定机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地域分布上都尚不能满足司法实践中对环境损害评估鉴定的现实和潜在需求。     2、环境损害评估鉴定管理尚不规范。第一,环境损害评估鉴定技术规范存在缺失和冲突。环境损害评估体系涉及环保、农业、国土、林业、海洋等行政管理部门。这些部门正在或已经组织编制的技术规范各有侧重,关于环境损害范围的界定与评估方法也有差别,甚至有些方面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标准缺失。 第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规范不统一。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缺乏统一的管理规范和资质标准,分散式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模式也会导致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评估鉴定市场机构林立,良莠不齐。

3、环境损害评估鉴定周期长、费用高。第一,环境损害评估鉴定周期长,难以适应案件的审理期限需求。环境损害评估鉴定涉及范围广、污染因子较多、时空变化较快、牵涉其他因素众多,使得鉴定相对复杂。同时,环境损害鉴定链条包含了污染物质鉴别、污染成因分析、累积因素排除、损失分析评估、损害量化确认等环节,导致环境损害鉴定的周期较长。  第二,环境损害评估鉴定的费用高。一方面,环境损害评估鉴定的专业性决定了对其投入、周期和专家的技术要求相对较高,必然导致较高的环境损害评估鉴定成本;另一方面,环境损害评估鉴定的收费标准没有统一的规定,环境损害评估鉴定市场不成熟、不透明,导致鉴定价格虚高。

二、损害额认定制度的实证分析

2016年4月11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全国首起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7日,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柳新环境监察中队经现场监察发现,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顺公司)年产6万吨高强瓦楞纸项目存在“厂区南侧有暗排口,直接排入砖厂废坑及周围沟渠,有废水排放的现象。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转,生产厂区环境混乱”等问题,并向鸿顺公司发出环境监察建议书,建议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排放行为、停产整改。2014年4月5日至6日,鸿顺公司私设暗排管违法排放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600吨,污水汇入苏北堤河。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依法向其作出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年2月24日至25日,鸿顺公司临时设置直径20厘米铁质排放管,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2000吨经该公司污水处理厂南侧排入苏北堤河。基于此,该案的公益诉讼人提出要求被告承担两方面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1、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以下简称服务功能损失)。

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在该案中被告鸿顺公司于2014年、2015年偷排生产废水2600吨的事实是明确的,按照国家环保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2011]60号)和《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可以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但是2013年偷排废水的具体数额无法确定亦无法进行鉴定,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难以确定。在公益诉讼人提供证据已在高度盖然性的层面证明被告实际排污量远大于2014年、2015年偷排的2600吨,但却难以证实实际偷排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综合考虑了被告违法程度及主观过错程度、被告的生产工艺、污染物的种类、所排放生产污水治理成本、修复的周期和难度、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状况、被告生产经营情况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双方技术专家的意见等因素,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进行了酌情确定。     对服务功能损失,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服务功能损失的,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侵害事实,综合双方技术专家的意见,该项损失确实客观存在,但鉴于受污染环境的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在该案中难以准确计算。在此前提下,法院在认定被告所应承担的赔偿费用时酌情考虑了该项损失。

通过对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在面对环境损害事实的发生得以证明,而损害大小难以证明或不能证明的情况下,采取了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来酌情合理确定环境损害数额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即为损害额认定制度的适用,亦即本文所意欲探讨的制度。

三、损害额认定制度的概念

(一)概念和构成要件。损害额认定制度指的是在损害赔偿诉讼中,如果损害事实确实已经发生,但权利主张者难以证明或无法证明具体损失大小的时候,从诉讼公平角度出发,赋予法官根据言词辩论情况和证据材料对该损害赔偿数额作出裁量的制度。 依据该定义,其构成要件主要为:

1、须存在损害。在损害赔偿诉讼中,当事人就所受的损害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存在受损害的事实或者能够证明损害发生事实已经达到了证明标准,使法官形成了内心确信。根据“无损害,无救济”的原则,如果在损害赔偿诉讼中,并无损害产生或者当事人不能证明损害事实存在,那么就不存在损害额认定制度适用的问题。

2、损害数额大小难以证明或不能证明。在损害赔偿诉讼中,在损害确实存在的情况下,一般损害赔偿数额可通过举证来确定。但是在损害数额证明的费用过高、损害的性质特殊等证明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损害额认定制度。所谓证明困难,“一般言之,如依一般原则要求原告证明时,(1)原告将受不当的不利益,(2)将发生不符合损害赔偿法的规范目的之结果,(3)为证明损害数额,除依本条规定外,别无代替的手段时,可谓相当于证明显有重大困难。” 

3、法官依职权酌情合理确定损害数额。损害额认定制度的核心在于从司法公正角度出发,在损害数额大小难以证明或不能证明的情况下,法官根据证据材料依职权对该损害赔偿数额作出酌情合理裁量。一方面,法官在进行损害额认定时是依职权进行的,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法官在对损害额进行认定时须以全案证据材料为依据,综合考虑与之相关的主客观因素,形成内心确信并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

(二)国外立法例。损害额认定制度最早在德国1877 年《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87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是否有损害、损害的数额以及应赔偿的利益额有争论时,法院应考虑全部情况,经过自由心证,对此作出判断。应否依申请而调查证据、是否依职权进行鉴定以及调查和鉴定进行到何程度,都由法院酌量决定。……。” 日本在 1996 年引入损害额认定制度,并于1996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在第 248 条规定,“在承认损害确已存在的情况下,由于损害的性质决定了证明其损害金额极其困难时,法院可以根据口头辩论的全部旨意和证据调查的结果,认定适当的损害金额”。 我国台湾地区在 2000 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引入损害额认定制度,该法第 222 条第 2 款规定,“当事人已证明确实存在损害而不能证明其数额或证明显有重大困难者,法院应审酌一切情况,依所得心证定其数额”。 

通过对上述大陆法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关于损害额认定制度的相关立法可以看出,其从诉讼公平、兼顾效率的角度出发,在损害的发生得以证明的情况下,由法院依职权酌情合理认定损害额,用以应对损害赔偿诉讼上损害赔偿数额不能证明或难以证明的疑难问题。 

(三)国内关于损害额认定制度的相关应用。受国外立法例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确确立损害额认定制度,但民事侵权领域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相关立法规定已经对该制度予以了体现和适用。

1、民事侵权领域。民事侵权领域关于损害额认定制度的体现主要见于精神损害赔偿以及侵害人身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2001 年3月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了在民事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应当参考的因素。 因精神损害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损害,其难以通过金钱来予以量化,所以该解释规定根据所列因素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实质上是在该损害数额难以证明或精确计算的情况下,赋予法官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进行确定的自由裁量权。2009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该法第二十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此一立法标志着在侵权诉讼领域内开始了对损害额认定制度的探索。 

2、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为破解环境资源审判实践中在环境损害的发生已经得以证明的情况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却难以确定这一问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该条赋予了法官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综合主客观因素后予以酌情合理裁量的权力,实际即是损害额认定制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体现。

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损害额认定制度的适用

通过前文分析,环境侵权的特性及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引入并确立损害额认定制度的必要性;国内外的立法实践特别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为我国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适用损害额认定制度提供了依据和可行性。

(一)指导原则。 1、环境正义原则。环境侵权法上所追求的正义观乃是环境正义,其内涵包括:第一,以环境利益这个公共利益为利益追求和救济对象;第二,环境正义主要依靠矫正正义来实现;第三,以对自由进行限制的方式来防止经济人为了经济利益的追求而随意侵害环境利益。相比较一般民事侵权着眼于对过错的矫正,环境民事侵权更重视对损害的矫正。这意味着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其目的在于恢复因加害人的行为而受损害的权益及被破坏的环境。因此,在损害已经客观发生的情况下,其理应得到修复。即使这种损害所需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时,对该损害亦应进行救济和矫正,此乃环境正义的意旨所在。

2、损害担责原则。损害担责原则是指任何对环境和生态造成损害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该原则是根据西方经济学家有关“外部性理论”在环境法上确立的具有直接适用价值的原则。该原则在环境法领域具体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污染者付费;(2)利用者补偿;(3)开发者保护;(4)破坏者恢复。 基于此,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污染者已经造成了环境公益的损害,即使对该损害的大小难以确定,亦不能将该损害转嫁于国家和社会公众而免除污染者修复环境损害的责任。

3、利益衡平原则。法律中的利益问题是立法和司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法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来说,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直接表现可以初步类型化为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利益需求与持续增长的环境保护利益需求及其满足能力之间的冲突,即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 在对这两个利益进行衡平时,一方面,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创造的社会财富与环境利益产生了冲突,不能以其创造经济利益的行为免除其对环境利益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在产生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时,法官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因素予以衡平,不应过分强调某一利益的绝对性、排他性,应通过衡平的方式来化解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相互割裂、彼此封闭的不利态势,此即环境法领域利益衡平原则之要义。

(二)适用范围。1、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如前所述,损害额认定制度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是该司法解释的第二十三条。基于该条规定,在生态环境损害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如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法院可以依职权酌情认定损害额。

2、服务功能损失。服务功能损失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Ⅱ版)》中被定义为生态环境损害发生至生态环境恢复到基线状态期间,生态环境因其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改变而导致向公众或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丧失或减少,即受损生态环境从损害发生到其恢复至基线状态期间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量。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中对服务功能损失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没有规定可以适用损害额认定制度。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也应当适用损害额认定制度并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

首先,服务功能损失是客观存在的。从环境法角度而言,生态环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生态服务功能,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以及支持服务。 如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其在损害开始到恢复原状期间上述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必将全部或部分丧失,对于造成的损失亦应予以赔偿;

其次,服务功能损失亦存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情况。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相同,服务功能损失的确定往往需要通过专门的技术手段予以确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Ⅱ版)》附录A中介绍的常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主要包括直接市场价值法、揭示偏好法、效益转移法、陈述偏好法。一方面,不同机构采用不同方法均可能造成评估数额差异巨大,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不确定性较高;另一方面,环境资源本身的存在价值或某些服务功能难以用货币化的方法评估。 况且前述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亦不能穷尽所有确定服务功能损失的计算方法。在此情况下,就会出现对该项损失无法确定的困境。因此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对该项损失提出诉讼请求并得到支持的极少;

再次,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对服务功能损失存在但难以准确计算的情况下适用损害额认定制度已经有了初步探索。在前述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与鸿顺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中,就遭受污染损害的苏北堤河而言,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其所承担的沿线灌溉和排涝等功能必然受到影响。公益诉讼人申请出庭的技术专家亦提出:高浓度水排入后会存在灌溉时引的水不能符合灌溉需要,河流功能就受影响,排涝过程中苏北堤河和京杭运河是相通的,就会影响京杭运河的水质,同时也会影响京杭运河的功能。双方申请出庭的技术专家均认为服务功能损失客观存在但是难以准确计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中受污染的环境具有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按照《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Ⅱ版)》服务功能损失在案件中是难以准确计算的,但是此项损失又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赔偿费用时对该项损失予以酌情考虑,并计算在全案损害赔偿数额中,这实际上是引入了损害额认定制度以确定服务功能损失的司法实践探索。

(三)考量的因素。结合国内外关于损害额认定制度的立法例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文认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损害额认定制度应考量以下因素。

1、主观因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环境侵权诉讼,在归责原则上亦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环境公益受到损害,环境污染者或生态破坏者的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无论环境污染者或生态破坏者有无过错,都应当对其污染或破坏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为弥补过错责任的不足,解决工业化社会中的一系列新型侵权行为所带来的挑战和难题而设立的。依据该归责原则,受害人无须就加害人的过错举证,也不必推定加害人过错,加害人也不得以其没有过错为由进行抗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加害人没有过错,也没有否认在对损害进行认定时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以排污为例,在排污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合法排污造成环境损害与超标排污、私设暗管排污所具有的主观过错程度、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是明显不同的。因此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法院适用损害赔偿认定制度时需将主观过错程度作为必不可少的考量因素。

在前文所述的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鸿顺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一案中,在2013年4月被告违法排放生产废水的数量并不确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从行政机关查处的被告连续三年、三次违法排污情况看,被告都是故意违法,且采用偷埋、私设暗管等方式实施违法行为。被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多次故意实施违法排污行为,在环保部门给予环境监察建议、处以罚款后,仍加大违法排污量实施环境污染行为,其主观过错较为明显。一审法院在进行损害额认定时将被告主观过错情况作为考量的因素之一。

2、客观因素。对损害额认定时所要考量的客观因素较多,本文主要概述如下:(1)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对生态环境的恢复《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Ⅱ版)》推荐使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虚拟治理成本是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情形。其具体计算方法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虚拟治理成本法已被多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采用。在前文所述的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鸿顺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一案中,对2014年和2015年偷排的2600吨生产废水双方的技术专家均主张采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Ⅱ版)》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公益诉讼人与被告亦认可该种计算方法,一审法院据此确定了被告2014年和2015年偷排的2600吨生产废水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2)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201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三同时”制度拟通过对防治污染设备的建设与运行来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但是防治污染设备的建设与运行必然会带来生产成本,在此情况下,生产经营者往往会选择应建设防治污染设备而未建即投产或者虽然已经建设而不依法运行的方式来减少生产成本。因此法院应将企业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的成本作为损害额认定的考量因素。在前文所述的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鸿顺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一案中,法院根据公益诉讼人的主张及庭审质证认定,确定被告2014年及2015年两次违法排放2600吨污水的每吨治理单价为50元,在此基础上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来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3)相关环境保护监管部门的意见以及专家意见。我国对环境保护的监管依所监管资源的不同,采取环境保护、国土、海洋、农业、林业、水利等分散管理模式。前已述及,我国环境损害评估体系主要包括农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养殖和野生渔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海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室内环境质量检测、林业环境破坏评估鉴定、危险废弃物认定等,分别由环保、农业、国土、林业、海洋等环境资源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因此,前述环境资源行政管理部门能够充分利用其专业人员、技术、设备和经验的优势为法院提供更加专业的意见,该意见可以作为法院进行损害额认定的参考。

对专家意见,笔者认为法院在进行损害额认定时可以参考的专家意见主要来自于以下四种方式:第一,当事人申请的技术专家提供的专家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十五条亦规定法院可以准许当事人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申请。在前文所述的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鸿顺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一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并就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计算等专业问题进行了当庭质证。第二,法院内部建立的环境资源专家库。为了处理环境资源审判中的专业问题,许多法院成立了环境资源专家库或者在专家库中设立环境资源专家。依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须由当事人申请,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通知专家出庭。但是对于案件中的专业知识,法院仍可以向专家进行咨询,以增强内心确信。第三,法院以外的专家资源。主要包括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科研院校内的专家。第四,合议庭成员中的专家陪审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原则上适用人民陪审制。依据该条规定,法院在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时可以将既被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又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纳入合议庭参与案件审理,其对案件中专业技术问题发表的合议意见,能够为合议庭对损害额进行认定时提供参考。在前文所述的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鸿顺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一案中,法院即采取了由环保领域的资深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合议庭的方式,充分发挥专家陪审员在专业技术领域的优势。

综上,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对损害额进行认定时所考量因素既包括主观因素也包括客观因素,一方面,在对损害额进行认定时所考量的客观因素并不仅限于本文所列举的前述三个因素,其根据个案案情的不同所存在的客观因素亦不同;另一方面,在存在多个考量因素时,需要法官在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为依据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酌定。对于对损害额认定有影响的因素以及考量因素的采纳情况,法官应当在判决理由中予以说明,以防止法官在裁判时裁量权的的恣意扩张,又提高当事人对损害额认定的信服力。    结语: 环境司法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审判,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法学界充分关注并为司法提供理论资源与参考,亦需要司法界以一定数量的案例去累积裁判标准,更需要学习、借鉴其他领域成熟的审判经验。在环境审判领域,尤其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引入并正确适用损害额认定制度,已成为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认定难题的必由之路,必须把握环境侵权行为的特征,遵循损害评估规律,探索裁量性确定方法,逐步建立环境损害赔偿认定的方法和裁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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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毋爱斌:《损害额认定制度研究》,《清华法学》2012年第六卷第二期;

15、马勇:《从公益诉讼视角看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国司法鉴定》2016年第一期;

16、程多威:《环境法利益衡平的基本原则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17、何自荣:《论法律中的利益衡平》,《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0月。

*乔英武,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娟,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吴一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助理。


 

责任编辑:唐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