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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审判》2016年第3期:经消费者指示的海外代购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以代购者任意解除权与消费者反悔权为研究基点
作者:丰县法院课题组1  发布时间:2016-11-04 10:36:00 打印 字号: | |

        要:  近年来,海外代购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尤其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但作为一种新生的购物模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需要在海外代购过程中得到必要的保护。其中代购者与最终购买者之间委托法律关系的确定,既属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亦属对相关参与主体尤其最终购买者权益保护的前提性问题。委托关系明确后,需要限制代购者的任意解除权。此外,在代购者与最终购买者的二方关系中,代购者的身份应被认定为经营者,在此基础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的“七日内无理由退货权”才能在海外代购中作为最终购买者的护身符予以适用。

关 键 词:    委托   解除权   无理由退货   经营者身份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子商务消费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消费意识的逐步提高,作为非传统交易新生力量的网络“代购”模式近年来异军突起,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在年轻群体间更成为一种时尚的购物模式。而在网络代购中,海外“代购”以其物美价廉的性价比优势,同时借助年轻人员的攀比消费心理,迅速成为一种主流的电子消费模式。但受制于网络交易的虚拟性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消费者的权益在网络交易、尤其是在海外代购中极易受到损害。“21世纪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应对科技发展,特别是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等新的交易方式给消费手段、消费方式带来的新问题。”[2]看似商民双赢的海外代购,已成为网络商品交易中一个亟待规范的边缘地带。其中,代购者与最终购买者之间在三方和双方不同主体下法律关系的确定,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的“七日内无理由退货权”能否由最终购买者行使的问题,便是值得给予充分关注与重视的问题。对本课题而言,将重点研究网络代购模式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并及时提出解决方案,着力解决代购类案件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新问题,不断提升应对新情况、解决性问题的水平,并将其中较为可行的经验予以推广,切实提高司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力、对社会问题的应对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网络代购问题的司法应对方面,研究成果寥寥,且这些成果多数出自学术界,缺乏实务部门的分析与论证。因而,司法机关对该领域的主动参与和研究,便尤显重要。

 一、指示代购模式的法律关系

 电子商务本质上是通过网络开展的商品交易业务,是对传统买卖在交易技术、交易渠道、交易方式和服务主体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创新,但其背后仍是买卖、委托、居间、行纪等基础法律关系。就海外代购模式而言,按照目前电子商务平台的分类,存在有现货的商品代购和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两类。

有现货的代购,类似于商品的二次转卖,代购者已实际取得商品的所有权后,在网络媒介(如微信朋友圈)中发布,潜在购买者自由选择进行购买。该模式下,代购商与购买者系典型的买卖关系。[3]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模式甚至不应该被称为“代购”。而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是代购者在得到消费者的咨询并最终确定所需的代购商品后,消费者先行在电商平台支付价款或定金,再由代购者从境外采购或通过其他途径购买,并邮寄给消费者。[4]而本文主要围绕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这一模式进行相关探讨。 

消费者指示下的海外代购,涉及商品的海外销售者、代购者、消费者(即最终购买者)三方主体。商品的海外销售者与代购者间的法律关系亦属传统的买卖合同关系,这一点应无较大争议。但代购者与消费者之间究系何种法律关系,是认定代购行为性质的核心问题,需要对委托、居间、行纪关系进行分析研断。 

(一)代购与居间。居间关系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关系。居间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最显著的一点便是居间人仅提供交易机会、交易信息或交易媒介,促使委托人与另一方订立合同,而居间人并不以自己或委托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其并不是委托人订立合同的代理人,也不是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充当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当事人。[5]

而在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中,代购者并非提供某种交易机会或媒介,而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与商品的海外销售者订立买卖合同,其不符合居间关系的本质特征,因而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行为的性质不属于居间。

(二)代购与行纪。行纪关系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关系。行纪关系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行纪人需是经营行纪业务的人。在许多国家中,行纪营业属于特殊行业,行纪人设立须经过批准或许可。未经批准或许可,不得从事行纪营业。因此,在行纪关系中,对行纪人的资格有特殊要求,即须有行纪业务的资格。[6]

在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中,代购者并没有特殊的资格要求。甚至可以说,海外代购中代购人,很大一部分系一种兼职或称业余身份。就笔者而言,身边的亲朋好友中有不少从事海外代购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着其他固定工作,平日在朋友圈发布一些代购信息,利用周末或其他节假日去韩国、日本等国代购行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行纪业务资格。因而,就此点而言,该代购行为亦与行纪行为不符。

(三)代购与委托。委托又称委任,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的事务。委托的标的是处理委托事务,关于委托事务的范围,立法上存在分歧。罗马法中,委托事务的范围不限于法律行为,事实行为如委托友人整理图书也可适用委托的规定。[7]法国、德国民法却没有明确委托事务的范围,但从其规定的内容来看,委托事务的范围不限于法律行为。我国民法理论上,有种观点认为,委托的标的是法律行为,而不是一般的行为;[8]另一观点则认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范围,不限于法律行为,各种事物原则上应均可委托他人处理。[9]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来看,法律并没有将委托事务限于法律行为,因而解释上应不限于法律行为。[10]笔者对此予以认同,但应当指出的是,委托事务不限于法律行为不意味着没有任何限制,其当然不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

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中,消费者作为委托人委托代购者进行特定的购买行为,代购者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采购商品处理委托事务,符合我国《合同法》隐名代理的规定。此外,海外代购中,消费者委托代购者的购买行为,一般而言属法律行为,但有时会超出法律行为之外,即使如此,据上分析,亦不超出委托事务之范围。综上,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笔者认为将其视为委托关系为宜。不考虑海外销售方,仅就代购者与消费者双方关系来看,发生在二者间的指示与购买后邮付情形,无疑属委托关系。若将海外销售方考虑进来,形成三方关系,代购者与消费者则属于委托代理关系。无论是委托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其产生皆源于消费者对代购者的委托这一基础行为。只不过委托属于对内关系,代理属于对外关系,不对外则无所谓代理。[11]

二、代购者任意解除权的限制

在委托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享有任意解除权,可任意解除合同。[12]既然在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中,代购者与消费者之间形成委托关系,那么作为委托人的消费者与作为受托人的代购者均享有任意解除权。就消费者而言,其在代购者赴海外购物之前便将价款或定金支付给代购者或第三方平台,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不会任意解除合同。但就代购者而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如出国后能否及时购买到代购商品、汇率差、商品价格浮动等)都会驱使其行使任意解除权,在没有事先告知甚至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取消交易,这无疑属违约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及信赖利益。[13]为此,需对代购者的任意解除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限制代购者任意解除权的理论依据在于代购者与消费者之间显著的信息非对称性。信息非对称,是指相互对应的市场参与者间不对称分布的信息分布状态。对于一个事项的决定者来说,足够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14]在非对称信息状态下,信息拥有量的差别导致信息优势者和信息劣势者的产生,具有信息优势的市场参与者很自然地取得比信息劣势者更有利的市场地位,这就导致信息优势者败德行为的产生,而信息劣势者不得不承担信息优势者败德行为造成的经济风险。[15]海外代购中的代购者与消费者间便是信息优势者与劣势者的关系,这种非对称信息状态导致代购者与消费者处于一种实质不平等的地位,消费者无疑处于被支配地位。海外代购中,很多消费者不能在消费时看到实物,容易受到代购者的误导和各种网络宣传广告的迷惑,受单方面信息的有意诱导,常常会造成消费者对商品信息失真和消息不对称,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16]在最近较为火爆的微信代购模式中更是如此。由于微信朋友圈非好友不显评论,导致很多对代购商品的评论在非好友间不可见,但代购商则选择有利的评论进行自夸性地回复让朋友圈内所有人看到,无疑将人为地造就一种选择性的信息过滤与导向机制,而这种机制更加剧了上面论及的信息非对称性,进而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威胁或侵害。

在代购者与消费者间信息获取与其他方面均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下,限制代购者的任意解除权实属必要之举。《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无偿委托中,以双方间的信赖为基础,信赖一旦被破坏,双方皆可解除委托关系,无需过多限制。但对有偿委托关系任意解除权的限制,则应考虑委托关系的具体情况,在遵循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的前提下加以限制。

海外代购中,绝大部分都是消费者先行向代购者支付一定的价款或定金,再由代购者履行委托事务,这种委托无疑属有偿委托。代购者虽有权行使任意解除权,但不能滥用该解除权。若代购者基于正当事由(如国家对特定商品限制入境、代购者被限制出境等),在事先告知消费者不能履行委托事项并经消费者同意后解除对商品的代购,则解除权的行使应属合法。若代购者无正当理由仅以代购商品价格浮动较大、人民币对外汇率出现较大波动等事由任意解除委托,作出不利于消费者的行为,属恶意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除返还消费者事先支付的价款外,还应赔偿消费者因延迟购买商品而多支付的金额。[17]

三、消费者无理由退货权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该条规定了消费者特定销售方式下消费者的无理由退货权,有学者亦称其为消费者的反悔权[18]。《消保法》第25条规定的反悔权是法定合同解除权中一种极为特殊的解除权,而非《合同法》第94条第14项规定的解除权,因该条第14项规定的这些合同解除权系在合同生效后履行完毕前可以行使的解除权,合同一旦履行完毕,这些解除权就已消灭,不能行使。在商品买卖中,凡属于退货,无疑就是解除合同。因而有人提出的反悔权系消费者各种权利,如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的保障与延伸的观点并没有揭示出反悔权的本质与基本性质。《消保法》第25条规定的反悔权尽管也属法定的合同解除权,但之前的法律未明确予以规定,其应属《合同法》第94条解除权下第5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而该处反悔权产生的基础,是消费者和经营者订立的买卖合同已成立、成效,且已实际履行。

反悔权无疑属形成权的一种,形成权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泽克尔提出,其功能在于使得权利人依其单方意思表示,使已成立之法律关系的效力得以发生、变更或消灭。[19]反悔权正是消费者依其意思表示形成一定法律效果的法律之力,经营者负有的义务就是受其约束,容忍反悔权形成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接受退货并返还价款。

《消保法》第25条之规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对反悔权(即七日内无理由退货权)的确立,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无疑会受到广大购物者的广泛支持,从长远来看对电子商务及商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无疑是一个利好因素;另一方面,该条同时做出了四类商品不适用反悔权以及“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的规定,对恶意退货的情形做出了相应的规制,在保护消费者权益过程中亦保障了市场的良性运作。

反悔权行使的法律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营者需接受被退回的商品。只要退回的商品符合《消保法》第25条的要求,经营者应当予以接受。其次,经营者应退还商品价款。在货物被退回同时意味着合同被解除的情况下,经营者不再享有商品价款的所有权,继续占有将构成不当得利,因而负有返还义务。再者,消费者承担退货的运输费用。因反悔权的行使无需理由,系由于消费者的原因而非经营者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因而在利益关系的平衡上,应对经营者适当倾斜,通过消费者承担运费的方式对其无理由行使反悔权造成的对经营者的不利情形做出适当矫正。最后,商品损坏时经营者可以折价退货。当然,这里的损坏非因消费者的原因造成的。若因消费者的原因使得商品出现损毁,经营者与消费者约定在适当折价的基础上予以退货、返还价款,当然无碍。但此时已超出反悔权的适用范围,而属当事人自由约定之范畴。

四、代购者经营主体身份的认定

   《消保法》第25条适用的一个基础性前提是双方存在经营者-消费者关系,这一点应属毋庸置疑。法律意义上,“消费者是为满足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20]在包括海外代购内的所有经最终购买者指示下的代购中,最终购买者的消费者身份应是可以被认定的。而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代购者是否可以被认定或视为经营者身份则需要论证与分析,若不能被认定,则前文论及的购买者的无理由退货权则无法适用。

笔者认为,代购行为中的代购者是可以被认定为经营者的。首先,在我国相关的法律体系中,《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的主体类型都包括经营者和消费者两大类,因而可以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属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在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中,代购者提供的是一种服务行为,绝大部分情况下属于《消保法》规定的“为生活需要而接受的服务”,既然接受这种服务的一方属于消费者,则提供这种服务的另一方无疑应属与消费者相对的经营者一方。[21]其次,代购者从事的商品代购长期而稳定,其针对的客户对象为不特定或较大的特定范围内的的大多数群体,而且代购者利用自身资源从事代购,必定会消耗自己的时间、金钱及机会成本,其必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在这一点上,其满足了经营者职业性营利之属性。再者,对于经营者身份的认定,应遵循实质性认定方法,即只要从事了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都属于经营者,而不考虑其法律主体资格。原因在于,我国区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实际意义在于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利益。若严格从主体资格角度界定经营者,在某些不具备经营资格的人从事商品经营而产生了损害消费者的实际利益的后果后,消费者的权利则无法通过《消保法》进行保护,显然违背了《消保法》的立法初衷。因而在经营者身份的认定上,应依照实质标准进行认定,即以目的解释的方法来认定某一主体是否属于经营者,只要从事了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就可认定为经营者。[22]

有人认为,在消费者指示下的代购中,最终购买者与代购者既是消费者-经营者的买卖关系,又是委托代理关系,这样的双重关系属性存在一定逻辑上的矛盾。笔者认为,在法学研究中,一事物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并不能当然的称之为具有双重属性。法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在逻辑学中一个事物从n个角度来看很可能就会有n种特征,然而不能就因此称其具有n重属性。如前述,委托代理系从三方关系角度看,买卖关系则仅从二方关系而言的,委托代理系对外关系,而买卖属双方关系,无所谓内外。出发的角度不一样,不应被视为法学逻辑上存在的矛盾。世界上的很多事物并非鲜明的存在,它们很多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状态,而是处在很多中间地带之间,但不能因此而将其排除在外,否则将会打乱既有的规则。如若不然,现有的法律体系将需被频繁地重构,因为新生事物越来越多,处在多部法律调整边缘地带的事物也会越来越多,而那样地话,法律的稳定性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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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组负责人:丰县法院院长高永;课题组成员:徐吉童、孙政、米丹;执笔人:孙政。

[2] 黄晓韵:“海外购物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载《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4期。

[3] 李璐:“论网络代购中主体的法律性质”,载《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20期。

[4] 黄莹:“网络跨境代购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9期。

[5] 王利明、房绍坤、王轶:《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9页。

[6] 同上注,第555页。

[7] 周枂:《罗马法原论》(下),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38页。

[8] 佟柔:《民法原理》(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

[9] 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

[10] 王利明、房绍坤、王轶:《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0页。

[11] 同上注,第542页。

[12] 郭明瑞:《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2页。

[13] 黄莹:“网络跨境代购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9期。

[14] 公丕祥:《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页。

[15] 参见乌家培、谢康、王明明:《信息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199页。

[16] 马亮:“网络代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探究”,载《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7] 黄莹:“网络跨境代购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9期。

[18] 胡悦:“试论我国消费者反悔权制度的构建”,载《长白学刊》2013年第1期。

[19]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20] 马亮:“网络代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载《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21] 李璐:“论网络代购中主体的法律性质”,载《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20期。

[22] 同上注。

责任编辑:唐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