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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能忘记——徐州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回顾
——徐州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回顾
作者:慈延年 唐新利  发布时间:2015-09-02 17:25:34 打印 字号: | |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无数次反帝国主义入侵抗争中规模最大,且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胜利对世界各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徐州是日军侵华的战略要地,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前沿。1938年5月19日,在“徐州会战”后,日军铁蹄踏破了徐州城池,历史文化名城从此沦于腥风血雨之中。徐州人民从此历经了7年之久的殖民生涯。日本侵略者出于台儿庄惨败的报复心理,露出凶残的本性,企图灭绝徐州人民的反抗意志,大肆杀戮,奸淫掳掠,制造了一桩桩令人发指的屠杀惨案,无数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日本侵略者无耻地霸占我们的工厂、矿山,贪婪地抢掠宝贵的资源,欺凌蹂躏我们的同胞,残酷地实行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

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中国军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公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使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玩火者必自焚,发动战争的战争狂们最终受到了历史的审判。1945年1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2月中旬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处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除南京法庭直属国防部外,其余隶属各绥靖区,分别审判各地日本战犯。

徐州绥靖公署于1946年2月15日成立徐州绥靖公署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地点位于文亭街中段。这个饱经历史沧桑的院落,曾是明清两朝的道台治所,张勋复辟的大本营,也是抗战初期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李宗仁将军曾在此运筹帷幄。徐州绥靖公署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院长任军事法庭庭长兼审判长,刑庭庭长兼任该庭审判官;铜山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兼任该庭主任检察官,该院代理检察官兼任检察官;其余审判官、检察官由军事机关委派的军事法官担任。

4月1日,徐州绥靖公署审判日本战犯法庭开始对外办公,正式办理战犯案件。首先,发出公告,指出凡是被害人或其家属以及各界人士如举出战犯人姓名、地点、详细事实暨搜集犯罪证据,即可向该庭呈控,即予以法办。又通令地方各级组织发动民众,检举揭发日军残害人民的罪行,并奉令将所有日本宪兵都列入战犯名单进行审查。军事法庭对关押在战俘集中营的留徐236名日本宪兵逐一进行了审查,至5月25日全部调查完毕。同时,为便于民众告发,登报公布日本宪兵姓名,并设置了5处密告箱。此后,举报者渐渐增多。6月15日,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首次开庭,至1947年4月30日,审判战犯全部结束,历时一年多。期间共审理13起案件,涉及25名战犯。经审判,分别对古兴与三郎、膳英雄、中屋义春、松本芳雄、庚茂松、石松熊雄、柳川广雄、井上源一等8名日本战犯判处死刑,另判处无期徒刑3人,有期徒刑11人,无罪3人。1946年9月21日,古兴与三郎以连续抢劫杀人罪在徐州被执行死刑,这是在徐被执行死刑的第一个日本战犯。其余判处死刑的大多数战犯也于军事法庭审判期间被执行死刑,个别战犯在军事法庭关闭后,于1947年底前被执行死刑。

1947年4月30日,徐州公署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关闭后,遵照国民政府令,将徒刑犯全部解往上海江湾国防部监狱继续服刑。上海解放前夕,国民政府与驻日美军商议,商定将他们随其他日本战犯全部解往日本。 

附件1:徐州公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判决情况

 

一、抢劫财物,霸占矿山

井上源一,男,年28岁,日本驻宿迁宪兵队伍长,住日本爱嫒县宇和岛市应町8号。

1943年10月,井上源一由徐州宪兵队调入宿迁分队,因功升任伍长。1944年农历8月25日拂晓,奉令佐该队军曹所勋,率日本宪兵20余人,随带汉奸便衣队数人,至睢宁县高作镇借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之名,将该镇富商郝松涛家洗掠一空。井上源一率部至郝氏药店,翻箱倒柜,将所有银钞药品及一切贵重财物,尽收囊中,造成损失达当时伪币两千万元之巨。抢劫后,井上源一将郝松涛药店伙计朱建业、纪梦轩及同镇居民滕兴斋、滕子汉、夏耀球、仲伟君、刘光前、李学俭等8人,拘送宿迁分队。滕兴斋、滕子汉等均为无辜平民,仅因涉有国民党党员之嫌,经井由源一审讯三次,受尽电刑,惨无人道。滕兴斋年过花甲,几致丧生。井上源一挟其威势,捏造罪名,藉以勒索郝松涛家伪币70余万元,滕兴斋20万元,滕子汉、夏耀球各15万元,仲伟君6万元,然后释放。其中滕兴斋父子三次受刑,先后两次被勒索。

军事法庭经过调查取证,各被害人出庭指证,认为井上源一始借搜索以抢劫,继而籍案件而勒财,自应合并论罪。至于酷刑拷打,是为达到尽快勒索的目的,应依《中华民国刑法》第55、56两条,论以连续犯罪而从重处断。井上源一自为宪兵伍长,率部从事外勤,应身遵法律,完成任务,却竟相率部抢劫勒财,严重违犯了国际公法及一切条约惯例之规定,皆属大相违背,应予从重惩处,并依法定其执行之刑。《徐州绥靖公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五年度(1946)覆字第一号:

井上源一共同抢劫,处死刑;连续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处无期徒刑。执行死刑。 

 齐藤弼州,男,年40岁,日本贾汪煤矿常务董事兼矿长,住日本熊本县。

齐藤弼州系日本矿业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已经很久,对我国情况十分了解。1938年夏,苏鲁边区相继沦陷,齐藤弼州即于当年10月23日,率领职员5名,武装占据贾汪煤矿,易名为柳泉炭矿,自任矿长。将原有矿警队缴械,改编扩充,控制该地。

军事法庭经过调查取证,认为齐藤弼州于1938年10月23日,率同日籍职员5名,配备武装部队,至贾汪煤矿,强行占夺,自为矿长。为便利业务,扩大占领效果,乃将贾汪新矿至老矿之间原有道路加宽,称为工人大路,强占居民高永清、丁玉福等数十家良田400余亩,分文未给。时任贾汪镇镇长刘永芳,该矿职员王铁生,及被害人刘怀勤、刘成祥、杨茂山等到庭指证。圈占韩场地方民田390余亩作坝垄,1939年5月4日,村民黄志英、屈恒斌受雇入内收麦,被该矿矿警抓获,严刑拷打后刺杀。该矿柳河乡乡长吕世观,被害人黄志英之胞兄黄志诚,目击证人吕晏卿,到庭指证。1940年秋,贾汪外土圩曾被地下游击队攻入,该镇居民张王氏,因涉有勾通之嫌,被该矿矿警第二中队律子云部捕获,翌日即予活埋,全镇皆知,在该矿矿警队服务时任大队长的樊长清,第二中队分队长李维新,职员高心田、董星五,王铁生,居民朱如魁、樊自君、刘秉臣、邱伯歧等到庭指证。法庭调查认为,该矿矿警队系齐藤弼州一手组织,为矿服务,在体制上固应归其监督指挥,而该队实际上一切行动,悉为齐藤弼州之命令是从,樊长清、王铁生等供指张王氏被害,系出于齐藤弼州的命令。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之规定,该被告犯有共同谋杀之责任。强占财务及两次谋杀,更为国际公法及任何战斗法规惯例所禁止,所有罪行,自应合并论处。杀害之前,先予拘禁,加以不人道之待遇,并施酷刑,依据《中华民国刑法》应从重惩处。《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六年度(1947)法字第五号):

齐藤弼州共同谋杀二罪,各处有期徒刑7年;强占财物,处有期10年。执行有期10年。

 

二、残害平民 ,强奸民女

柳川广雄,男,年35岁,日本9432及7995警备队又名讨伐队翻译,住韩国庆南。

柳川广雄在华多年,于1940年来徐,在日本警备队135大队(9432部队)第四中队担任翻译,部队驻扎在睢宁县桃园。1940年9月6日,以农商为业的该地村民陈兰亭,到桃园赶集,被柳川广雄指为侦探,拘押拷打后,即于9月9日,与数名日本兵一起将陈兰亭拖到北门外枪杀。1942年4月10日,柳川广雄又与日本兵四、五十人,同往桃园西北丁山搜索,途中遇到该地村民孙传禄,也以涉嫌侦探之名被绑到车上,载至其家,柳川广雄乘势将孙传禄妹妹强行奸污。

庭审时,陈兰亭之子陈会然及孙传禄分别到庭指证。柳川广雄的干儿子王学金,当时在桃园自卫团当差,专为柳川广雄服务。王学金当庭供证,柳川广雄杀害陈兰亭时,为其亲眼所见;出发丁山搜索时,亦曾参与其中,强奸孙传禄妹妹,同去的人都知道,并供述“日本兵不懂话,柳翻译指东到东,指西到西,全听他话”。法庭调查认为,柳川广雄以一翻译,利用敌势狐假虎威,竟随意残杀良民,强奸弱女,均远越军事行动之轨,为国际公约及任何战争法规或惯例所不容。依《中华民国刑法》、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及海牙陆战法规,应处以极刑。《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六年度(1947)战字第四号:

柳川广雄共同谋杀,处死刑;强奸,处死刑,执行死刑。

 

附件2:侵华日军在徐州地区制造的主要惨案与暴行

 

 

三、狐假虎威,滥杀无辜

庾茂松(即于茂松),男,年32岁,徐州日本宪兵队翻译,住朝鲜庆尚北道。

庾茂松,能操流利汉语。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即应征入伍,于1941年来到徐州,任日本宪兵队翻译,倚仗敌势,对当时沦陷区人民迭施暴行,手段极其残忍。

张君九,徐州教会创办的昕昕中学校长,1943年10月12日,无故被徐州日本宪兵队拘捕,因坚不承认暗通盟邦,庾茂松遂狐假虎威,动用酷刑。第一次,以木棍猛击其头,致张君九当即昏死过去;第二次,于同年12月8日,剥其衣服,以冷水浇身,过后还不满足,又将其置于冰桶内,几乎被冻死,事后并不给进食达七天之久。

陈兆生,徐州商人,于1943年9月16日,因被诬陷为游击队,被徐州日本宪兵队拘押,交庾茂松讯问,因陈兆生矢口否认其事,乃施种种酷刑。第一次,用烟头烫其肤,致痛极倒地,复以皮鞋猛踢其头,继则又将其置于冰桶内,上盖钉刺木板,致陈兆生当时昏厥不省人事;第二次讯问时,又用木棍痛击200棍,并用冷水浇其裸身;第三次,又逼其赤身裸体在雪中跑步,并禁其饮食数天。

与陈兆生被拘的同日,还有徐州商人王云耕及其儿子王福存,亦无故被日本宪兵队拘押,交由庾茂松讯问,被施以惨酷体刑。第一次用火烫棍击,第二次又用竹棍殴击,第三次以凉水灌其鼻孔,致王福存受伤甚重,释出未久,即因此死亡。

军事法庭调查取证后认定,庾茂松在徐州沦陷期内,充当日本宪兵翻译,为虎作怅,对毫无反抗的平民 ,迭施酷刑及种种不人道待遇,显然与所有国际条约及战争惯例大相违背,应列为战争罪犯。庾茂松系日本属国人,曾受高等教育,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来华,助纣为虐,对我国无辜平民迭施酷刑及种种惨无人道的待遇。凡经宪日宪兵队讯问而不招认者,即交由庾茂松酷施非刑,并自称为“活阎王”,可见其凶暴阴毒之不一般,其所使用刑罚之惨酷,为世所罕见,受其摧害者被害人王福存因此死亡,其余被害人等非残废也因伤虚弱,其犯罪之恶性及所生之损害,均极重大,已属无可宽恕,应处以极刑。《徐州绥靖公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五年度(1946)审字第三号:

庾茂松连续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处死刑;连续拘留非军人加以不人道之待遇,处死刑。执行死刑。

   附件3:当时报纸登载“活阎王”庾茂松被执行枪决的消息

 

 

市桥谦次,男,年26岁,徐州日本宪兵队兵长,住日本岐阜县。

板尾有作,男,年30岁,徐州日本宪兵队兵长,住日本石川县。

茅野喜重,男,年36岁,徐州日本宪兵队兵长,住日本长野县。

岛田义和,男,年27岁,徐州日本宪兵队上等兵,住日本静岗县。

武仲弥五郎,男,年27岁,徐州日本宪兵队兵长,住日本歧阜县。

市桥谦次、板尾有作、茅野喜重、岛田义和、武仲弥五郎在徐州日本宪兵队充任兵长及上等兵,均派在徐州大同街拘留所服务。

1944年9月24日晚,沛县平民周盛轩闲居在家,因被怀疑是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遭到日本宪兵拘捕,第二天由沛县解押徐州大同街拘留所内关押,38天后才被释放。周盛轩在押期间被指为沛县党部书记长,且其兄主持四县党务,于是逼令他供出地下工作人员及电台。先后受到市桥谦次等刑审三次:第一次,在入所的第三日,由市桥谦次先用棍打,后施电刑,晕而复生,生而复打,血流如注;第二次,在入所的第五日,先由板尾有作用木棍打头,后由市桥谦次、岛田义和、茅野喜重、武仲弥五郎共同灌水晕厥,鼻孔喷血,市桥谦次又猛踢周盛轩的部腹,使其受伤惨重;第三次、在入所的八、九日,又被市桥谦次用铁棍打穿头部。此后又因为周盛轩在拘所内讲话,适逢市桥谦次值岗,被发现后当场用利刀砍周盛轩的手腕,并迫令他跪在雪地,双手上举,一直从清晨至晚上,并被禁止饮食,毒打多次。周盛轩历受酷刑,体内受损严重,直到庭审时仍黄瘦孱弱。

军事法庭经调查取证认为,市桥谦次等五名被告自命为文明国家国民,且均受有普通教育,竟对非军人且未充当任何政党职务的平民,滥施酷刑,并加以非人道待遇,显然与所有国际条约及战争惯例大相违背。庭审时,有同时被关押在一起的证人李春元到庭指证,时常亲见被害人受有刑伤,并向他哭述受刑经过。市桥谦次先后与板尾有作等三次连续对被害人严刑逼供,逞其凶性,令被害人整天跪于雪地,双手上伸,禁绝饮食,频施毒打,加以不人道之待遇,心地阴狠,手段残酷,处刑自应较重。《徐州绥靖公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五年度(1946)法字第三号:

市桥谦次共同连续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处无期徒刑;拘留非军人加以不人道待遇,处有期徒刑15年。执行无期徒刑。

板尾有作、茅野喜重、岛田义和、武仲弥五郎共同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各处有期徒刑12年。 

四、滥施酷刑,残害我地下工作者

松本芳雄,男,年30岁,砀山日本分遣队军曹,住日本岛极县。

松本芳雄于1939年随军来华,在北平宪兵教习队毕业后,充当宪兵。1941年8月任徐州宪兵队兵长,倚势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有功,擢升军曹,派入砀山分遣队。据侦悉当地居民黄志忠、张海峤、段广勋、张永恩、武广礼等五人,为地方政府情报人员,乃与班长山崎,伍长平田等,于1942年7月13日清晨,先后将这5人拘捕,连续以刀刺、烧烫被害人背腹,又将被害人投入水深及口的大水缸中,上悬板钉,使被害人不能直立而浸入水中,至溺昏时放出,用人工将水排尽后,再放入大水缸,致被害人死而复生,痛楚哀号,声闻街巷,衣裤破烂,血迹班班,面目憔悴,几无人形。黄志忠等在砀山被禁十六日,受刑过度,已奄奄一息,又被松本芳雄等亲自押解徐州,从此杳无音信,至审判之日仍生死不明。

法庭经调查取证后认为,被告滥施酷刑,残忍暴戾,致被害人惨受重伤,奄奄垂毙,不仅于国际公法及一切条约惯例之规定大相违背,且重违人道,更为古今中外所罕闻,其犯罪动机,固无可恕。而被害人一入虎口 ,迄今生死不明,是否为被告所屠杀,或因伤重致死,虽难臆断,惟犯罪所生之损害,实属重逾寻常,应依法处以极刑。《徐州绥靖公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五年度(1946)战字第三号):

松本芳雄共同连续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处死刑。

附件4:松本芳雄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报道和图片

 

石松熊雄,男,年39岁,徐州日本宪兵队队长,住日本福冈县;

宫崎留吉,男,年36岁,徐州宪兵队兵长,住日本长野县;

小林正成,男,年40岁,徐州日本宪兵队伍长,住日本长野县。

石松熊雄于侵华期间,历任汉口、九江、海州日本宪兵队长,积功升至少佐。1945年5月间调任徐州宪兵队。徐州宪兵队除大同街队部外,并设外勤部于二马路及火车站等处。当时日军因为害怕美军登陆,控制尤严,遇有涉及我方地下工作嫌疑人,即拘捕施以酷刑,惨无人道。小林正成系该宪兵队伍长,1944年9月,服务于大同街该队拘留所时,曾两次对被拘平民周盛轩施以毒打。1945年,又与兵长宫崎留吉同服务于二马路外勤部。

1945年7月5日,国民党丰县县党部书记长萧增耀,化名潜居本市东站王继彬处就医,被敌宪兵侦悉捕获,拘押于二马路外勤部。被捕当天,从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连续惨受水灌、棍击等各种酷刑。次日,由上午九时至下午十时,又继续不断遭严刑拷打,除水灌、棍击等酷刑外,并被热铁烫烙,遍体鳞伤。两次酷刑,宫崎留吉均在场实施。石松熊雄曾于第二次亲自到场督刑,且猛踢萧增耀的腹部。    

7月22日,江苏第九区专员公署经理主任姜文卿及电台台长戴振鹏等一行三人,来徐与他部联络,被拘捕后也关押在二马路外勤部,被小林正林、宫崎留吉共同悬吊,足不沾地,禁绝饮食达五日之久。戴振鹏因为是电务人员,又被小林正林、宫崎留吉共施酷刑,水灌、棍击无所不至,伤痕累累,奄奄一息。

军事审判法庭调查认为,萧增耀系党务工作人员,戴振鹏等服务于江苏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署,虽从事抗战工作,但非军人。石松熊雄等对他们滥施暴行,萧增耀在抗战胜利后脱险,负伤未愈,脑神经及骨神经受伤无法医治,半身残废;戴振鹏等在抗战胜利后脱险,负伤就医,卧床不起。各被害人都一一到庭指证确凿;当时为姜文卿具保的姜郁周、胡幼如到庭出庭作证,描述敌宪兵肆虐情形,令人悚诧。

三被告所犯罪行,不仅反乎常理,且为任何公约国际及战争法规惯例所不容。被告宫崎留吉3次参与行刑,小林正林3次对被押人员以不人道待遇,均基于逼供及削减我抗战力量。被告石松熊雄虽仅于7月6日第二次审讯萧增耀亲自督刑,但小林正林、宫崎留吉均处于其监督指挥之下。而对他们历次犯罪,他不仅不制止,而且公然督促,应负共同犯罪。被告石松熊雄曾受较高教育,担任宪兵队长多年,极其残忍暴厉。被害人等幸全生命,负伤迄今未愈,就其之智识,犯罪之动机、手段及犯罪所产生的危害,均应处以极刑。被告小林正林、宫崎留吉智识较低,且行为并非全是自动,尚难认为极恶,姑按其职务阶级及犯罪情节,分别酌处,以昭公允。《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六年度(1947)战字第五号:

石松熊雄共同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处死刑;共同连续拘留非军人加以不人道之待遇,处死刑。执行死刑。

宫崎留吉共同连续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处有期15年;共同拘留非军人加以不人道之待遇,处有期10年。执行有期15年。

小林正成共同连续拘留非军人加以不人道之待遇,处无期徒刑;共同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处有期15年。执行无期徒刑。

 

渡边市郎,男,年23岁,徐州日本宪兵队宪兵,住日本崎玉县。

中岛慎太郎,男,年29岁,徐州日本宪兵队兵长,住日本岛根县。

儿玉协,男,年29岁,徐州日本宪兵队军曹,住日本爱嫒县。

白川义弘,男,年27岁,徐州日本宪兵队兵长,住日本福岗县。

中川恭治,男,年26岁,徐州日本宪兵队军曹,住日本兵库县。

渡边市郎等五人均隶属于徐州日本宪兵队长膳英雄  暨战务科长中屋义春(此两人另案审判,均判决死刑)之部下,专以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摧残我民族思想为任务。1944年10月13日,山东省湖田总局局长陈建勋,辗转来徐,拟转赴安徽阜阳,被伪徐州便衣队长杨永滕所侦悉,遭秘密拘捕,送交徐州日本宪兵队,由队长膳英雄(另案审判,判决死刑)发交战务科长中屋义春承审,并有儿玉协任记录。10月15日讯问时,陈建勋坚不吐实,渡边市郎先后协同中岛慎太郎用棍击打陈建勋头部,往鼻孔灌水,放狗噬咬。10月24日,第二次审讯时,渡边市郎又协同白川义弘、中川恭治,反复使用电刑及灌汽油等种种酷刑,致陈建勋多处受伤。庭审时,陈建勋到庭指证,其右脚脚根被狗咬的伤痕清晰可见,痛苦零涕地描述了当时被害经过,第一次刑讯之后,遍体鳞伤,血流如注;第二受电刑以后,昏厥在地,拖回拘留室的时已经不省人事。与他同拘一室的王文奎到庭证实,亲眼目睹。

军事法庭调查认为,陈建勋作为一名普通文职人员,并未挟带武器或参与战斗行为,而渡边市郎等人却先后两次对其实施棍击、狗咬、过电等酷刑,不仅有违国际法规及其惯例,且亦触犯中华民国刑事法规。被告儿玉协,虽二次刑讯均担任记录工作,但参与了审讯议谋,实施酷刑时,在现场负责刑讯工作之一,应以连续共犯论处。渡边市郎等对被害人实施酷刑致重伤,不顾人道,其心性之险恶,手段之惨酷,应从重处理。《徐州绥靖公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五年度(1946)法字第二号:

渡边市郎、中岛慎太郎、白川义、中川恭共同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处有期徒刑10年。儿玉协连续共同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处有期徒刑12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抗日战争尽管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但是对于那一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对侵略者的凶恶残暴不应该忘记,对亡国奴的苦难岁月不应该忘记,对艰难卓绝的救国斗争不应该忘记。惟有如此,才能加倍珍惜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才能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才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应对各种困难挑战,坚定信念,沿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奋勇前进。

(特别感谢徐州市档案馆馆长叶荣强、铜山区工商联赵杰提供许多史料和图片)

 

 

 

 

责任编辑:唐新利